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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5年5月30日，包括中国在内的33个国家在中国香港签署《关于建立国际调解院的公约》(下文称“《公约》”)，标志着经过两年多时间筹备的国际调解院(International Organization for Mediation, IOMed)成为现实。国际调解院是迄今为止国际社会第一个专司调解解决国际争端的国际组织。用中国外交部长王毅的话说，国际调解院的成立“将填补国际调解领域机制的空白，是为完善全球治理提供的重要法治公共产品。”
调解(Conciliation)又称和解，是《联合国宪章》第三十三条规定的和平解决国际争端的政治方法之一，也是1948年《美洲和平解决条约》(《波哥大公约》)、1957年《关于和平解决争端的欧洲公约》、1970年《国际法原则宣言》以及1982年《关于和平解决国际争端的马尼拉宣言》等重要国际文件中明确列举的和平解决争端的主要方法之一。
传统观点认为，调解是一种介于调停(mediation)与仲裁或司法解决争端之间的方法。与调停相比，调解更强调调解委员会以正式的机制运作而非像调停那样依赖调停人的个人主观能动性；而与仲裁或司法解决相比，调解在程序上给予争端当事方更多的自主性和灵活性，且调解的结果对争端方而言更为可控，通常不具仲裁或司法解决那样的强制拘束力。
首先，《公约》第二十四条和第二十五条均突出规定了争端方的同意是启动调解程序的先决条件。国际调解院筹备办公室主任孙劲指出“只有当事方一致同意提交的争议，国际调解院才会受理”。此外，第二十四条第二款还规定了争议一方“可在调解程序中随时单方面撤回调解同意”，从而防止因调解程序中出现争端方意想不到的“偏差”而导致争端方违背意愿被迫接受调解结果。
例如，《公约》第三十三条规定了调解程序相关的所有信息以及在调解程序中产生或获得的所有文件的保密性，这样可尽量避免调解因争端方的国内政治压力而受到影响，有利于调解程序的顺利启动和有效推进。第三十四条明确了通常情况下，任何争端方均无权在其他程序中援引调解程序中涉及的争端方立场以及调解报告作为证据，这样为争端方扫除了本方立场或声明为争端对方在未来仲裁或司法解决程序中所利用的顾虑。
与传统的调解程序所产生的和解报告通常不具有强制拘束力不同，作为国际调解院调解成果的和解协议依据《公约》第四十条第一款的规定“对各方均具有约束力”。考虑到调解程序本身体现了争端当事方的意思自治和对调解程序的全程掌控，加上前述“安全阀”的作用，和解协议本身应当体现争端方和平解决争端的诚意。在这个基础上和解协议的执行应当不成问题。赋予和解协议约束力正是出于这样的考虑。
这一局面同1977年阿根廷与智利之间的“比格尔海峡仲裁”裁决作出之后，阿根廷以裁决“违反国际法、非法无效”而拒绝执行的情况有些许相似。当年起到缓和局面作用的，是时任教皇保罗二世积极介入的调停。虽然教皇的调停并没有立即彻底解决两国的分歧，但也对两国最终签订和平友好条约、解决争端起到了积极正面的作用。
中国是国际调解院的主要发起国和《公约》的首个签字国，据此，不难推断中国对于运用国际调解院的调解机制解决国与国之间的争端，应当并不排斥。虽然中国长期以来一贯主张坚持通过谈判解决国与国之间的争端，且《公约》第二十五条第三款和第二十九条特别提及国际调解院的成员国对于“涉及领土主权、海洋划界和海洋权益的争端”可随时声明排除适用调解制度，但迄今为止中国尚未作出任何将要对涉领土和海洋问题作出“保留”的表态。
中国外交部长王毅在2025年5月30日的《公约》签署仪式上的致辞中，提及中国古代“六尺巷”的典故，以此生动地表达了中方对调解精神的理解。值得一提的是，“六尺巷”的典故正是发生在邻里之间的调解，而“各自退让三尺”恰能让南海变得更加“畅通无阻”和安全，这就使得中菲两国和平解决当下的争端具有了坚实的思想理论基础。
最后，“争议一方可在调解程序中随时单方面撤回调解同意”的规定，也使得调解本身并不会出现仲裁程序的那种“意外失利而不得不吞下失败的苦果”的窘迫困境。如果调解程序中出现中菲任何一方无法接受的情景，任一方均有权提出中止调解程序。事实上，如果没有得到中菲双方的一致同意，就不会出现最终的和解协议，当然也就不会出现“南海仲裁案”裁决那样的一方要求对方执行，而另一方“坚持不执行”的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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