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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这只是个伪托词汇。中国人民大学新闻学系副教授董晨宇日前就专门就此发声，称目前没有可靠资料证实戈夫曼出版过此书，其1959年出版的成名作《日常生活中的自我呈现》中亦未出现过“傻子共振”概念，核心论据也与该概念表达的内容无关，“在英文社会学界并未发现‘傻子共振’这一概念，这一说法极有可能来自中文网络作者的网络文化再创造，并不具有任何严谨的学术价值。”

“傻子共振”这类伪概念之所以能大行其道，究其根源就在于，它精准踩中了当下的社会情绪痒点。在“魔法对轰”大行其道的时下，法国学者勒庞在《乌合之众》中描述的情形——“群体无意识的行为取代了个人有意识的行为，这是现时代最显著的特征之一”，在现实中得到了部分印证。这番景象隐含的“群体极化”风险，理应引发社会思考。

清华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教授陈昌凤就曾指出，“信息茧房”是个似是而非、缺乏科学证据的概念。可就是这么个词语，在今天已脱离提出者桑斯坦表达的原有语境被人重新定义，成为解释一切社会分歧的“万能钥匙”，也成了许多人逃避思考的认知工具。“傻子共振”则更进一步，直接用“傻子”这样极具攻击性的贬义词来描述社会现象，它除了用过激情绪唤起更多过激情绪，别无价值。

这需要多方合力构建“认知免疫系统”：学界作为知识生产与传播枢纽，当辨伪去妄，在这里，董晨宇对戈夫曼提出“傻子共振”的辟谣就可资借鉴；平台作为信息分发中心，也该为此类伪概念传播踩刹车，在这方面，抖音上线“辟谣卡”就是积极尝试；网民作为信息消费者，也不能失去辨析能力，再碰到类似名词时该想想：它真的是学者所说吗？是否有理论佐证与数据支撑？会不会有反向结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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