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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3年，杨成与复旦大学出版社总编辑王卫东在丽娃河畔敲定翻译计划。“初衷很简单，无论能否出版，都要让这部书成为深化俄罗斯研究的基石。”杨成对记者回忆道，随着工作的推进，很多青年学者加入翻译和审校工作；资深学者多次提供指导并撰写审稿意见和出版建议，知名研究员等参与审订，形成三代学人的学术接力。该书漫长的翻译过程也成为培养新生代学者的“熔炉”。据悉，当年参与翻译的硕士生，如今已有人成为俄罗斯研究的青年骨干。

翻开首卷“从早期罗斯到1689年”，基辅罗斯的金顶教堂与莫斯科公国的木制克里姆林宫在纸页间渐次浮现。“政治中心从基辅向莫斯科的转移，本质是东斯拉夫文明的基因重组。”华东师范大学历史学系、社会主义历史与文献研究院教授，教育部重点研究基地-俄罗斯研究中心研究员余伟民教授指出。据介绍，书中详述了三大文明因子的交融：北欧维京人的军事组织、拜占庭的东正教文明、金帐汗国的东方治理术。

“彼得大帝试图将俄罗斯雕刻成西方帝国模样，但地理现实赋予它完全不同的基因。”余伟民介绍。书中引用19世纪思想家达尼列夫斯基的论断：“俄罗斯不属于欧洲，它是连接东西方的独立文明体。”事实上，这一认知直至今日仍塑造着俄罗斯的地缘政治逻辑。“苏联体制是20世纪的特殊产物。”余伟民这样解读第三卷。该卷利用苏联解密档案，展现苏联社会主义实验的复杂面相。

在18日举行的《剑桥俄国史》(三卷本)新书分享会上，中国社会科学院学部委员，中国社会科学院大学研究生院教授、博士生导师，一级研究员邢广程表示，当基辅罗斯初建时，中国已进入盛唐时期。但这种后发文明却爆发惊人能量，俄罗斯不断地开疆扩土，一度成为横跨欧亚美三洲的大帝国。他认为《剑桥俄国史》第一卷的作者明确讨论了“俄国人如何应对广阔空间”的问题。“坐守欧洲东部边界的俄国，则得以建立一个独一无二的横跨亚欧大陆的帝国”。这位学者表示。

上海市智库-华东师范大学周边研究中心主任，教育部重点研究基地-俄罗斯研究中心主任冯绍雷直言，这套书的价值不仅是知识引进，更是方法论启示：如何在借鉴西方学术时保持清醒，进而构建中国学派的俄国史观。“杨成团队翻译的不仅是一部通史，更是一面镜子。”冯绍雷指出，当中文读者看到书中对“罗斯”名称演变的考据——蒙古语发音催生“俄－罗斯”转音，或发现彼得大帝改革与明治维新的同代共振，俄罗斯与中国在现代化进程中的镜像关系便悄然浮现。(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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